() 工具箱被抬到旧调度室的长凳上。
箱体是薄铁皮，原来刷蓝漆，经过废料堆的雨和太阳，只剩转角还看得见颜色。锁扣已经断，内侧有六道长短不一的划痕。杜海说最早用它装扳手，后来工具太多，箱子改存六辆旧车的第一次上牌照片、底片、司机手印样和维修草稿。周年宴前，它失踪三天，在废料堆找回时，工具还在旁边，纸没了。
当时的失物报告只写照片七十二张、底片十二条、手印样二十六页。没有薄文件袋。
杜海坐在门边，不能碰箱。他停职以后交过全部车场钥匙，今天进库由两名车主代表与外部账房同时开门。他若提供线索，记录写“历史经办陈述”，不写恢复职务。阿木站在铁板钥匙柜旁，也不替他答。
“为什么没报袋？”我问杜海。
杜海说自己没看内容。七月从仓储工具库领来旧纸盒时，照片、底片与一只薄袋混在一起。袋上没有独立编号，只写“老阮—车”。他以为是照片的外套，后来把所有纸换进铁箱，袋也压在底下。失窃以后，他怕老阮知道自己连早期车档都没守住，只按能数清的东西报。
“没数清就不算丢？”老阮问杜海。
杜海低着头回答：“那时我想先找回来再补。”
先找回来再补，是青川旧问题里最常见的一句话。货少了先拿下一车补，签名缺了先用熟人认，原件不见先放复印。只要后来找回，表面便没有发生过差错；一旦没找回，最早那一刻也已经被拖得没人记清。
我们先重建工具箱三天的路径。
七月二十八日，杜海把旧纸盒内容转入铁箱，放在北郊旧档架底层。二十九日，周年宴活动公司来拍六辆旧车历史展板，杜海取出十二张照片，当晚归箱。三十日上午，许盛设备部派车来量展示架，旧档架被暂时移到工具库外。下午下雨，值班员将几只箱搬回，铁箱没有登记。三十一日早晨，杜海发现箱子不见；八月二日，仓库临时管理员黄世安在废料堆找到空箱。
三天里进入过工具库的人有二十七名。活动公司摄影、设备临工、司机、值班仓管和来领废料的修理铺都在。当时只核谁接触照片，没有人问谁见过薄袋。
黄世安的找回说明还在。纸上写：“蓝铁箱一，空；湿相纸碎四；另有薄袋转存，待认。”后半句被订书针压住，复印失物报告时没有露出来。原件夹在仓储公司废料账，不在车场案卷。若不是海货迁址把“旧纸盒一批”接到北郊，我们仍不会把两页放在一起看。
黄世安已经去世。
他不是被谁灭口。二〇〇八年十月初，他在家中突发脑出血，送医后没有救回来，死亡记录和工资结清都清楚。周年宴那时，他只是一名临时库管，做完三个月便离岗。公司没有把他列为十七份文件经办，也没有人去问他“转存”给谁。
黄世安的工作交接只有一只帆布包和一本口袋簿，十月由妻子领走。妻子住在北郊外，红姨先通过原雇用登记联系，没有让阿木直接上门搜。她听说我们要核丈夫遗物，要求先说明薄袋是不是公司追责、会不会扣最后工资。黄世安最后一月工资与丧葬补助早已结清，任何发现都不能倒扣家属；若有公司文件，家属可以在见证下返还，个人物品不进入检查。
她同意十一月七日到白鹭，不同意我们提前去家里。
在此以前，薄袋是否仍在帆布包只是可能。我们继续查黄世安八月二日以后做过什么。
口袋簿的工作复印页留在工具库。八月二日他写“铁箱归杜，照片碎交照相铺，薄袋无号，先随失物”；三日写“杜未领袋”；四日写“转黄布包”。黄布包可能是他个人帆布包，也可能是工具库一种黄色文件套。最后一行没有签收人。
照相铺还在北郊街口。老板记得收过四张被雨泡坏的相纸，杜海后来让他按底片补洗，底片却已经少了几格。铺里保留一张试印联系表，上面能看见六辆旧车二〇〇〇年的车身、车牌与司机，没有文件内容。我们依法购回属于车队的联系表，铺主出具来源。照片线索因此补回一小部分，薄袋仍不在。
一张照片里，六辆车第一次排在金鸥后院。车门尚未刷断翅，车头分别挂牛皮纸袋，袋上写购置凭证编号。最右一辆车旁站着阮文山，那时他还没有以我的名字做任何签收，右眉的疤也不明显。老阮看见后把照片翻过去，不愿让所有人围着死者辨脸。
照片不直接证明十二万元与一成二，却能确认基础盘车辆的身份。二〇〇八年假死夜里，杜海试图过户的正是这六辆；仓储公司的十二辆新车和十一辆合作车没有混入。有人拿旧收据时知道该挑哪一组实物，说明他看过基础盘边界，不只是听说川老板有车队。
铁箱底部有一道矩形锈印，尺寸与黄世安说明中的薄袋相近。锈印上压着两根蓝棉线，颜色与河内打印机、退九硬壳袋相似。这种线在青川旧文件封装里很常见，不能作为唯一来源；它至少证明薄袋在箱里放过较长时间，不是杜海事后为减责编出来的一句话。
更有用的是箱盖内侧一层铅笔字。杜海为了给照片排序，曾写六个车号；车号下面还有一串海货贸易行回程编号，前缀“海二—回”，末尾是“车基一”。它与苏桂记得的另一袋相合。那只薄袋很可能装十七份里最后一份与车辆基础盘相关的原件。
如果家属十一月七日带来的只是个人笔记，数字不会增加；如果原件在，这一轮第六份才真正回来，总数由十四变十五。我们没有提前写进成绩。
杜海看着工具箱，问这份陈述会不会让自己多一项隐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