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)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清晨，白鹭少了一个人，后门却没有少一把锁。

月桂的竹床收拾得很齐，枕头下压着已经数好的工资和一只没封口的信封。她每月十五日寄钱回家，写地址前总去厨房用肥皂洗两遍手。那天才十二日，钱一分没带。门后挂着穿了两年的旧凉鞋，新买的红鞋和两件衣服不见了。

红姨把一块空木板抱到柜台，最下面那枚钉子还在晃。

“她的牌也没了。”红姨说。

关灯那件事以后，找我接供货账、讨欠款的人越来越多，也有人把来路不清的年轻姑娘送到后门，答应把头三个月工资分给白鹭一半。红姨一律赶走。白鹭楼上做的不是能摆在太阳下说的生意，但顾北山定过一条死规矩：人进门时要知道来做什么，想走时门也必须开。

我们自以为门没上锁、工资按月发，就比别处干净。月桂消失以后，我才看见门外还系着一条绳。

白鹭给每名夜班员工做了长方形黑木牌，正面写名字，背面是编号。人进店，牌挂“在店”；中途外出，门房记时间、去向和车辆，再移到“外出”；下班后由本人核清当日工钱，牌才放进“离店”木盒。天亮前，红姨会把三个位置的木牌与花名册一个个对上。

木牌不能拦住谁离开，至少应该告诉我们，她最后从哪扇门走。

月桂当晚在三〇七房的服务单上签过名，“在店”和“外出”却都没有她，“离店”木盒也是空的。门房这才承认，凌晨一点多，一个叫苗姐的招工女人来过。苗姐说月桂要换店，自己从木板上摘了牌。门房正替客人搬行李，既没让月桂本人核钱，也没看见木牌进盒。

月桂二十一岁，平常整理包房，客人多时陪桌。她从不喝客人递来的酒。她可能自己想走，却不会把准备寄回家的钱留下。

红姨拿着那只信封对我说：“她可能想换地方，不会把寄回家的钱留下。”

我先查后门记录。与月桂一起走的是个叫苗姐的招工中间人，过去一年给白鹭介绍过十七名员工。她替新人垫车费、衣服和住处，白鹭再按月从工资里扣还。问题在于，六个人的工资不是发到本人手里，而是由苗姐凭一张介绍单代领。月桂来白鹭时拿过她五百元预支，按我们的工资记录，半年前已经扣清。

黎真把十七个人的工资联全部找出来。月桂的那一页清楚写着“余额零”，苗姐自己的小票上却又出现“续介费”“换店保证金”两项。两项没有月桂签名，合计四千六百元。另有四个由苗姐介绍的人，在工资扣清后突然离开白鹭，档案里只写着“不做了”，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。

我问红姨为什么从前没查。红姨没有替自己解释。她把后门总钥匙放到桌上，说门里的人她能看住，门外介绍人怎样记账，她一直当成对方的事。顾北山也在场。他翻完六张代领单，只把其中一张推给我。那张单上有我的签名，是我在金鸥开业最忙时批的。

第一天，阿木把车站、港口和十七家店的司机问了一遍。一名夜班车夫记得那辆灰色小巴，车尾贴着河亭一家旅店的旧标志。河亭在澜城以南，坐车约四个小时。老阮找出与那家旅店跑过货的司机，对方确认小巴每周往返两次，通常替几家夜店接送员工。

第二天，我们仍没有月桂本人的消息。我把苗姐介绍过的十七个人逐一叫到白鹭，只问三件事：拿过她多少钱，已经还过多少，自己的证件是否在手里。十七个人中，九人的原始预支早已还清，苗姐却仍在代领六人的工资；两人的证件由苗姐保管，理由是怕遗失。黎真把每个人的回答分别写下，让本人按手印，谁也没有被要求留在白鹭。